讀文學會讓人謙虛？

先前看了張堅庭反對西九建文學館的文章，是有點不悅的，但他提出的理據又讓你不得不認同，畢竟「文學館」與「文學」是兩回事；而一些所謂文學人撰文之粗疏，也令人搖頭。
再看到張堅庭撰文重申「文學館」與「文學」之別，雖有點感情用事，羅列自己的文學訓練與經驗，但文中的其他部份依然是理性討論的。詳見張堅庭的全文。
由張文追縱找到鄧小樺的文章，沒有詳閱鄧文，先找到提及張堅庭文章的部份，再看其他部份。在鄧小樺的文章中，實在找不到鄧小姐的謙虛；別以為用了「謙虛」二字，人就自動變得謙虛。
到底是甚麼東西讓一些人容不下異見呢？

天涼了

很久沒看到陶傑寫這樣文藝氣息濃厚的文章了。陶傑不走文藝作家的路線，實在有點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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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褲和裙子延續了身體，征服了線條，提升了氣質，為人的行動提供了詮釋，如果衣褲和衫裙是一夜的盛宴，那麼圍巾該是坐在長桌一角最低調的那一位賓客，他靜靜而來，悄然離座，他的光臨甚為短暫，圍巾既是服裝的一族，卻又是邊緣自外的一員。

......在寒冬中上學，棉衣和帽子都戴好，母親最後的一聲叮嚀，是不要忘記也帶圍巾，這時候，圍巾像一條臍帶。當你情投的第一個男友，他的生日在深秋，送他的第一份生日禮物，圍巾最保險，而且永遠不流俗。圈在他的頸際，圍巾就像你的手臂，從親情到愛情，從赤子到浪子，小小的圍巾，是人間大愛的最佳詮釋。不錯，越古老的隱喻，越不會過時。送一條圍巾給心儀的男子，永遠得體而端莊。

因為圍巾是衣着中最簡樸的一種，不講究剪裁，不論絲、棉、蔴，只一截布料，戴時可以扣一個結，像有點心事的保留；可以交叉搭着，一份不經心的瀟灑，也可以敞開，像五四青年，配一襲長衫，圍巾令人嫵媚，也令人在溫柔中有一股英氣。如果襯衫是一篇散文，旗袍是一襲長詩，那麼圍巾永遠像一首短歌。在這個世界有什麼比一方布料，能隱含如此豐盛的意義？隨意一披頸肩，就重新發現生命的一個層次。當歲月荒老，人在江湖，當曾經滄海，往事如煙，在睡房裏，誰沒有儲滿了一抽屜的圍巾？閱讀全文

中國又再不高興了

在今屆法蘭克福書展上，貝嶺及戴晴發言時，中國代表團不高興了，集體離場抗議。
中國作家的圖具體地展現了，有獨立思想的貝嶺和戴晴，也有依附國家機器以寫作謀生的莫言；這副醜態，莫言還想問鼎諾貝爾文學獎，可以休矣！
展方為何出現戲劇性的轉變，端賴德國的傳媒發揮了監察作用。閱讀全文

出版社與作家的自我審查

文人相聚在報章的好日子不多，今日上網竟然看到明報副刊接連有葉輝、也斯、馬國明及安裕等，更有稀客貝嶺，在多篇文章中，最喜歡貝嶺的一篇〈出版社與作家的自我審查〉，既寫出在大陸當作家及出版的情況，也有作家自省的一面。如果大陸能多些有自省能力及不畏強權的作家，中國才能真正站起來，可惜這類作家不是在中國坐牢，便是以流亡告終。
旁邊是他在會上的照片。

中國歷史教育

前幾天，聽黃毓民的節目談到九七後學校的中國歷史科的問題，除了每年報讀的人數少之外，開設歷史科的學校也日漸減少，很多都以綜合人文學科取代，高中新課程後，通識成為必修科，很多學校便正式取消中史科。歷史科為甚麼會乏人問津？我覺得主要是教得沉悶，評核模式僵化，經常都問一些記憶性的年份，甚至規定標準答案。以前代課的時候，也試過教中史，教的時候尚可以，只是花時間找補充資料，但一碰到評核，就頭痛，該校規定平時要有默書，防止學生測驗考試寫錯字，測驗考試的題目一律按照書本的答案，別說學生悶，連我改的時候都很悶。更離譜的是，書本與作業的內容有出入，有勤力溫書的學生，作答時以作業的內容為答案，教師卻以書本的內容為標準答案，該學生根據作業的內容作答卻不給分。先不論書本與作業的內容是否正確，為甚麼老師教學的時候沒發現書本與作業的內容有出入？

教科書的編選以及學校選用教科書的眼光都會影響教師及學生的閱讀興趣，現時一些教科書的敘述語言頗差，有些連文法也不通。不知是否擔心教師或學生不懂一些生難字的發音，現時中史書也有加註拼音，但卻沒註明是粵音還是漢語拼音，因而學生誤把漢語拼音當作粵音。出版社編選的時候，難道沒有考慮學校用的教學語言嗎？

店員

前陣子，在一家日式店吃東西，看到店內的黑板上寫了一則經文，細看下，發現他們誤把「申命記」寫成「生命記」，節在櫃檯結帳時順道告訴店員，她隨即說待會叫人改正。今天到一家麵包店買麵包，看見很多食品上都把「包」寫作「飽」，像雞尾飽、小麥飽等，也以為好心跟店員說一聲，她卻說，很多麵包店都是這樣寫的，大家看得明便可以，沒有人會看不明。
同是店員，為甚麼二者差別那麼大？

談到「包」與「飽」二字，不但茶樓、麵包店常混淆，就連早期的文學文報章雜誌編輯也常有這錯誤，隨便找到一陶傑早年的詩作，雜誌後來出的校對表，也沒有更正此字，難道早期香港人都稱「麵飽」嗎？實在令人費解。

不願面對現實的家長和教育界

一直不明白為甚麼補習社可以大行其道。前幾天，碰到常光顧補習社的K，問她到補習社補甚麼，他們的教法和學校有甚麼不同。豈料，她一開口便抱怨在學校上課都聽不懂，英文課上一份paper用九節課來講解，我本來還想問其他課堂時間做甚麼，唉！其實不問也可以想到。K繼續說補習社是中英並用，且會講考試技巧。唉！才剛剛中四，還有三年才面對公開試，便感受到公開試的壓力。其實，值得關注的是他們喜歡中英並用的講解模式，為甚麼學校和家長不聽聽學生的心聲？一廂情地把中英分流，使學生成為學習的犧牲品。

在書店巧遇陶傑

沒有打算買書，想起很久沒去過kubrick，從佐敦出來，便拐到油麻地kubrick。剛進門，走到門口擺放詩集的書架，竟然看到陶傑就站在旁邊翻書看，他的衣著與前幾次看到的一樣，襯衫沒有全放在褲裡頭，且襯衫是皺皺的，不過頭髮比上次整齊，話許這就是他平素的打扮吧。大概看了一陣子，他又轉到書架的另一邊看，好奇心驅使下，看看他剛才翻的是甚麼詩集，原來是聶魯達的翻譯詩集。就在這時，有一年輕少女上前與陶打招呼，好像是請教他關於書的事。他們一邊談一邊走，我想大概是他的粉絲吧。翻了翻詩集，沒有想買的，再到雜誌架，又找不到要的雜誌。這時，陶傑又站到擺放香港文學的書架前，他翻了翻眼前的學報，便拿了本《文學研究》到沙發上坐下來打書釘，看了好一回，又再到書架換另外一本看，好像也沒有要買的意思，這時，那位小姐又再上前與他聊天，由於站得近他們，聽到陶傑問那女的為甚麼看中文書，女的怎麼答便不知道了，大概他們是認識的，結伴一起到書店。
在書店逗留了快一小時，離開的時候，陶傑還在那裡。在書店閒逛的他，說話的聲音小小的，好像完全陶醉在書堆中，香港還是有書店可以讓他停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