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都市化

馬國明說得對，全面都市化其實顯示政府仍處於殖民時期，對地方沒有長遠的發展策略，只把地拍賣給地產商，取了錢便算，完全不用思考。馬國明更悲嘆政府對小販的態度，竟然連天水圍那麼偏遠的地方也要把小販趕盡殺絕。他認為：只要政府能夠讓天水圍的居民在區內擺賣，天水圍必能脫離悲情城市的命運。

文字素質與文學教育

文字素質與文學教育

嶺南大學在2007年12月20日至22日舉辦了「香港文學的定位、論題及發展」研討會，二十二日的題目為「香港文化、文學與教育」。
記憶中，何先生不但提及文字素質的問題，也談及他身為家長對教科書的不滿，也斯亦拉雜地談到葉輝先生的遭遇，寫了稿拿不到稿費，最後還丟了工作。
文字素質低落，固然與文學教育有關，多年從事語文教育的經驗，加上自身的學習體驗，致命傷是語文和文學分家，致使文學成為選修科目，文學逐漸被邊緣化。而語文科內所選的篇章，其實也不乏文學作品，問題在於文學作品如何教，怎樣教，怎樣選材等。
今天所見的語文科教學，已經逐漸走進語言學的領域，集中分析文本的句子結構、修辭手法，忽略了文本的主題。而為了方便講授修辭手法，又要講授修詞學的術 語，為了講授句子結構，又要介紹語言學的術語。於是，這些枝枝節節便佔去了大部份教學時間，學生多年下來，沒有真正讀過多少篇文章。
還有那要命的默書，又佔了很多課堂時間以及學生的閱讀時間，試問學生還有多少時間閱讀和寫作呢？
目睹這些現象，師資培訓機構的學者，也提出不少改革的辦法，從課程設計、教學法以致選材，都提出了一些初部的理論。但是在語文教育內勢孤力弱的師資培訓工 作者，長期被人忽視，發出的聲音沒有多少人願意聆聽。這就是文化與文學把教育排除在外的惡果，結果是互相批評、互相指責。為何三方不能一起對話呢？別忘 了，課堂語言、教學語言也是文化的一部份，這也會影響文化的傳承。到底我們要傳承甚麼文化呢？
語文及文學課本上選取的文章，有來自內地及台灣的作家，有來自本地的作家，大家所用的語言不一樣，如何用一種語言來統攝所有作品的特色？

作家到校園

外國的作家到校園，是讓作家長駐在校園內最少一年，除了可以作為學術交流外，其實也是一種栽培年輕作家的機會。反觀香港的作家到校園，是請一些國際知名的作家回來，開幾場講座。在大型的講座內，幾百人參加，有多少讀者真的能夠與作家對話呢？
有趣的是：本地的作家卻得不到重視，長期被人忽視，因為認識他們的人並不多，沒有人幫他們宣傳。
大學有較豐富的資源，可以請國際知名的作家到校園。中小學的學生是否也可以在校園內與作家自由地對談呢？本地其實有不少才華洋溢的作家，如陳滅。但中小學並沒有足夠的資源聘請作家，也不了解作家到校園的真正作用，其實是讓作者與讀者有對話的空間，讓讀者了解作者寫作的心路歷程。是否可以有團體贊助本地的作家？社會內各階層互相合作，社會才會進步。

失書的人

在圖書館內，碰上你，為甚麼你走到馮平山後便下落不明呢？穿過一扇門，又在Hong Kong collection與你相遇。在Hong Kong collection內，看到你繪製的新填地街，腦內忽地極力回塑模糊難辨的童年生活。記憶消逝，偷偷地把你的新填地街藏起來。你又忽然在歲月裡畫一張狗臉，看著狗臉，腦中猛然想起那張狗臉，想起那年的遭遇，想著今天的境況，頓時百般滋味在心頭。靈魂回來，又再把你的字字句句刻在筆記簿的隱閉處。此際，圖書館不住搖鈴，該是離開的時候，可惜無法把你帶走，不知何時才會再遇上。是誰狠心把你帶走呢？

老套與時髦

黃虹堅出了一本《我媽的老套愛情》，未看內容。單是看書名已提不起閱讀的興趣。甚麼是老套的愛情？甚麼又是時髦的愛情？愛情是用老套和時髦來畫分的嗎？想灌輸甚麼價值觀給學生呢？

借來的詩

看了很多遍，終究忍不住，抄一點上來。


屠城不再需要木馬
也不需要坦克車
只需要密碼
商場 禁區 圍欄
色彩都如光陰般褪去
但世界仍七彩斑爛
戰士都在醉生夢死
這世上再沒有陌生人
陌生人在看不見的國度裡 吞吃炸彈的殘灰
陌生人在我們身旁 蠕動 斷裂如蚯蚓
如是可以讓我們慢慢地 安全地死去

我們從未到達
所以不會離開

轉引自李維怡(2007)的〈我們從未到達，所以不會離開〉，見《字花》第七期，頁25-27。

人民的詩歌

樓棲(1949)提到「詩腔不一定要有嚴整的格律。人民大眾的歌唱，從來沒有「按譜填詞」過，他們連格律也不懂得，但他們的詩歌卻自自然然地唱了出來，有音韻、有節拍，人民不止聽得慣，而且很愛聽。他們有詩腔，但不很束縛感情。.......民間歌謠的詩腔，主要是從民間勞動的韻律以及民間的語言來的。」上面的論述恰好與李維怡(2007)的〈勞者歌其事〉遙相呼應。
詩歌的特徵是自由，若今天還拿舊詩的格律用韻來規限新詩的形式，新詩還有自由嗎？
文學和藝術可以簡單下定義嗎？如果不能，那麼為何民間一些不合律的詩歌常被批評為沒有文學和藝術價值呢？

李維怡(2007)。〈勞者歌其事─如何看待紮鐵工友尊嚴的謳歌？〉，《字花》，10期，頁97-101。
樓棲(1949)。〈詩腔〉，《中國詩壇》第三輯「生產四季花」，載陳智德編(2004)，《三四0年代香港新詩論集》，頁105-110。香港：嶺南大學人文科學研究中心。

文學與教育

整理書架上的舊雜誌，發現原來收藏了《呼吸詩刊》的創刊號以及《寫作雙月刊》的試刊號。那兩本雜誌都是剛回香港時買的，雜誌已經發黃，翻看內容，竟是如許陌生，好像不曾看過似的。記得剛回香港的時候，一方面想多了解香港的文學，一方面那時還是喜歡文學的。自從修讀教育證書課程後，又忙於了解香港的教育，曾經試過每天買三份報章，包括信報、明報及星島日報，看明報及星島只為看與教育相關的新聞，看信報就是為了看林行止的社論，忽然覺得自己很功利。後來為了應付課程中的大量英語文課業，窗台上的報章便開始堆積如山，家人多次抗議，我一直推說要剪報，不讓他們把它掉去，後來愈堆愈多，教書之後，早出晚歸，真的沒時間看了，便索性不買。那時還是有訂閱《明報月刊》和《聯合文學》的，自當上研究助理後，書架上的書幾乎全部都是與教育有關的，不然就是與寫作有關的，中文書也日漸減少，文學也似乎離我很遠了。長期失業後，教育的書也隨著收起來，再回頭看文學的時候，才猛然發現自己的視野變得狹窄，很多作家和作品都不認識了，都是唸教育惹的禍。難道真的要在文學與教育之間作出選擇嗎？但願文學與教育不是二元對立。

香港未來還有文學嗎？

馬家輝在明報談到在西九的策劃中沒有文學館。自從中國語文和中國文學分家後，新詩、小說以及戲劇等文類在教科書幾成為絕跡，在現今講求略讀速讀的閱讀教學中，教科書的單元盡以寫作手法來區分，恐怕他日連散文也會切割成某單元的片斷了。在「目標為本」的評量下，教師只教文本中的相關寫作手法，與之不相關的部份便不再深究甚至刪去，學生也只需要寫一個相同手法的片斷。在量化的教育體制下，在工具論的世代裡，把一個作品切割至面目全非，香港的未來還有作品，還有文學嗎？

舊區重建

參加了數次舊區重建的街坊分享會，大家似乎都只關心失去原有的店鋪，要面臨日後的昂貴租金或者要結業的問題，或者是失去原有的居所，不知如何面對日後昂貴的租金，或者無法再有自置物業，以及失去原有的人際脈絡等，但是一直卻沒有兒童的聲音。面對舊區重建，搬到新的一區，要上學的兒童又會怎樣呢？在舊的區繼續就讀？還是轉到新的居住地新的學校就讀呢？若是在舊的區就讀，那麼來回要花多少交通時間呢？整個家庭花在交通上的費用又增加多少呢？若是花多了很多時間在交通上，會否影響學業或減少了其他玩樂時間呢？若是轉到新的學校就讀，他們會否失去原有的同學呢？要同時面對新的居住環境和新的學習環境，在適應上會有問題嗎？
假如學校突然失去大批學生又會如何呢？這些問題有人關心嗎？
舊區重建，真的如政府所說，可以改善居民的生活嗎？

高街與白流蘇

前陣子，看胡燕青〈高街〉一文提及白流蘇，於是再拾起《傾城之戀》重頭看一遍，還是找不到二者之關係，不知胡燕青寫高街時，為何會聯想起白流蘇呢？

一本書的設計

今天終於在Kubrick找到鄧阿藍的《一首低沉的民歌》，雖然封面有點髒(相信是別的讀者的手印)，但絲毫無損我的購買意欲。一本像日記簿一樣的詩集，卻被圖書包裝成精裝本，失去原有的創意。書本的設計是一種藝術，真不明白為甚麼圖書館老是要把平裝本的封面切開，硬加上一個不倫不類的硬皮。圖書館的負責人可以尊重一下書本的作者、編輯和設計者嗎？
除了陳滅之外，鄧阿藍的詩也是與別不同，很多作品都能體察基層市民的生活，希望有多些這類詩人，讓文學可以走入社區，走入普羅大眾中。

可惡的圖書館讀者

看過陳滅的介紹，很想看看鄧阿藍的《一首低沉的民歌》，跑了一些書店，也找不著詩集。好不容易在港大圖書館借到該書，怎料拿上手的書，卻被可惡的讀者拿來寫筆記。以前對於這種事不太反感，因為多是參考書或工具書之類，有了別人的筆記反而容易閱讀。但是，對於文學作品，尤其是詩，一些本來給讀者絕對想像自由的作品，卻平白地被人破壞了這份自由。詩集的價錢十分便宜，若是有心人，為何不給作者一點鼓勵，自己買一本詩集，記下自己的閱讀心得呢？